中新网昆明5月21日电 (胡远航) 从婚恋交友网站的蓬勃兴起，到面对亿万观众的电视互动相亲，再到“随手拍解救大龄女青年”微博的迅速蹿红，不知从何时起，婚恋交友这件原本羞涩而私密的事，在中国变得越来越公开和高调。然而，外表的躁动并没有让更多的人找到合适的交往对象。

　　21日在此间召开的当代中国婚姻家庭文化变迁之“剩男剩女”学术研讨会上，组委会专家公布了一份“剩男剩女”婚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目前适婚未婚的单身人群有1.6亿人，被婚恋困扰人群达2.8亿人。调查显示，相对经济窘迫的“剩男”，“剩女”多为高智商、高学历、高收入的“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而在经历过刚被叫“剩女”时的急躁和担忧后，现在有很多大龄女青年对于“被剩下”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坦然。

　　日前，记者随机抽选了30位昆明“剩女”进行调查，调查中，一位30岁的高级白领张丽萍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她认为，未来的丈夫要有梁朝伟的外貌加蔡康永的口才；要能够顾及到削苹果、剥虾壳这类小事来照顾她；不一定要有肌肉，但要爱运动；要有学问，最好对某种东西有深度研究以便让她产生持久的崇拜感。另外，她认为好男人还要适当有点“坏”。

　　尽管张丽萍目前还没遇到这样的男性，但她没打算放低自己的择偶标准。在中国，和张丽萍一样想法的女性为数不少，而曾经对于儿女个人问题心急火燎的父母们也开始逐渐接受事实。

　　华中师范大学两性学博导祝平燕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今，中国女性更加注重婚姻的质量以及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剩女之所以有能力徘徊在婚姻的围城之外，与她们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并由此产生的婚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性别与参与式工作室主任赵捷说，尽管“剩女”有能力“剩”，但“剩男剩女”从来不是仅仅关乎这一个群体的自身问题，他们涉及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

　　“自由是发展的本质，‘剩’意味着现有空间不够，意味着现有标准的桎梏，‘剩男剩女’某种程度也是当事人对社会文化的抗击，这也指引着我们国家的公权力要以人为本，建构一套社会机制去慢慢适应这个社会现象，而不是单纯的让人去适应机制。”赵捷说。

　　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信仰，中国各个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择偶标准。改革开放前，嫁给军人是当年女性的理想。改革开放以后，女性择偶时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较高的位置。到了上世纪90年代，功利主义渐行，女性择偶观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一部分女性的共识。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后一代进入适婚年龄，作为中国最早一代的独生子女，他们对感情的表现尤为渴望，形成“闪婚”与“杯水夫妻”等现象。(完)